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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良好的社会秩序来激发和引导社会活力

陈利浩

 席大大总书记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：“一个现代化的社会，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，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。”这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。

 在活力和秩序的关系中，活力是秩序的基础和前提。以在抗疫中不断被科普的“免疫系统”为例：人体必须有免疫细胞，免疫细胞必须有足够的活力以清除细菌、病毒、癌细胞等体内异物，在这个基础上再设计免疫调节机制来进行适当的规范、调整。

 同理，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社会成员必须有足够的活力和动力，以合成、推动社会的发育、发展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才有社会团体、社会组织、政府等受社会成员委托的管理者，建立相应的协调、管理、治理机制，保证社会秩序。所以，离开了活力，秩序就失去了必要性、没有了目标，就是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

 既然活力是秩序的基础和前提，那么，激发、优化整体活力，就应该是设计秩序的唯一目的、衡量秩序的唯一标准。还以免疫系统为例，当免疫细胞活力不足时，需要“免疫刺激剂”的介入，以激活免疫细胞、提升免疫细胞的活力；当免疫细胞活力异常、可能损害机体正常组织时，就需要免疫抑制剂的介入，以调节细胞活力水平、调整免疫机制的作用方向。无论如何调节、哪种“秩序”，都是为了让免疫细胞的作用更好、更善。

 同样，社会秩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应该是社会成员的活力。当社会成员活力不足时，社会秩序应该去激发、增强社会成员的活力；当某些成员活力作用的方向不符合全体成员共同利益时，秩序才可以去加以规范、调节。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，秩序本身的“权威”、秩序制定者或实施者的诉求和利益，都不应该是衡量的指标。

 社会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有一个根本区别。在免疫系统中，细胞活力的意义是“功能性”的：失去了免疫功能，细胞本身就失去了意义；而秩序的建立是“外部性”的：由人类判断免疫系统的状态、从而决定施加刺激或抑制的干预。

 而在社会系统中，每个社会成员的存在意义，既在于他对社会整体的“功能”，更在于他的基本权利；而社会秩序的建立是“内生”的，即是由社会成员委托给社会管理者的，社会管理者并没有天然的“判断力”和“决定权”。因此，社会秩序的设计和建立相比免疫系统要复杂、困难得多：既要激发活力，又要保障权利；既要保证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、服从多数人的意见，又要防止“多数人的暴政”、倾听少数人的声音；即使某个社会成员活力不足，也必须用秩序保证其不受他人的损害；即使某种秩序从原理上是有利于社会整体活力的，但只要社会成员的多数不接受，管理者也只能作出必要的妥协；等等。这些，都是需要社会成员和社会管理者不断探索、创新、实践的。

 中国的改革开放，就是一个社会活力不断迸发、社会秩序持续向善的伟大历史进程。正如席大大总书记总结的：“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，在发展理念、所有制、分配体制、政府职能、市场机制、宏观调控、产业结构、企业治理结构、民生保障、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。”在这些论断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，尊重、保障了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，让全体中国人民的生活激情、创业动力、表达愿望、参与热忱等各种活力竞相迸发，形成了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巨大合力。这是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和成功经验，更是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根本遵循。

 随着经济要素、社会成分的越来越活跃、多元，面对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所带来的人类交往方式、社会观念、社会心理、社会行为的深刻变化，我们必须不忘改革开放的初心，在经济领域，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来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；在社会领域，用良好的社会秩序来激发和引导社会活力；在法治领域，用党的领导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乘风破浪、把握新机、开创新局。

(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促创工委副主任、广东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监事长)